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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敏感个人信息具有高风险特性,用之不当极易造成“数据泄露”“大数据杀熟”等问题,进而损害个人人身、财产权益,故需法律予以特别保护。然当下“自上而下”立法所提供的特别保护存在知情同意规则失灵、行权维权不畅之问题。数据信托理论倡导构建独立受托人机构,内嵌数字信任与公众参与机制,具有“集体行动”与“特别救济”特征,形成“自下而上”的第三方规制格局,契合敏感信息的特别规制逻辑。在敏感个人信息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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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信息网络侵权案件的管辖中,《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5条的泛化适用是实务中的突出问题。为了应对信息网络对传统管辖理论的冲击,《民诉法司法解释》第25条移植了《人身权益解释》第2条的规定,将被侵权人住所地纳入管辖连结点,突破了“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然而,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理解分歧,导致作为适用范围的“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含义不明;被侵权人住所地对不同侵权类型的概括适用,架空了具体侵权类型的特别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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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对利用网络侵财犯罪定性的主要争论聚焦于处分意识必要或不要的诈骗罪构造之争,和以被害人为中心还是以行为人为中心的网络侵财整体犯罪事实描述重心之上。但仅通过处分意识概念的有无,难以真正在网络侵财犯罪背景下实现盗骗界分;而仅以单一中心视角概括整体犯罪事实,也无法对网络侵财犯罪建立起完整且正确的认识。因此,既需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将概念的涵摄思维转变为类型的归属思维,又需要在盗骗关系论层面把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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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股东失权制度和股东除名制度是规范目的和规范对象完全不同的两个制度,应在概念上清晰区分。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7条、《公司法修订草案》(一审稿)第46条和《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第51条都是股东失权制度而非股东除名制度。股东失权制度的法教义学依据是合同的解除制度,是合同解除制度在公司和股东的出资关系中的特别法,股东失权制度未明确的问题应适用合同解除及违约损害赔偿制度的一般规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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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正进行的量刑程序改革仍属于定罪阶段和量刑阶段处于同一程序空间的混同模式。在该模式下,“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无法与我国现行制度运行环境相适应,立法预期功能也难以充分实现。因此,“排除合理怀疑”在定罪和量刑阶段的适用应进行二元划分。为防止刑事司法决策过早介入事实认定活动,其应适用于完全分离的二元划分模式,并在量刑阶段仅适用于对加重处罚情节的证明。具体制度设计上,定罪阶段“排除合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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